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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讀書報登載我院教授湯洪文章:從三星堆考古新發現說起——試論古代巴蜀與南亞的文化互動和融合
        [四川師范大學國際教育學院]  [手機版本]  [掃描分享]  發布時間:2021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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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不會說話,卻是歷史最真實的見證者,引領人們探尋消逝在歷史長河里的曾經與過往。兼具中外文化特色的三星堆文物向我們展示了古代巴蜀開放包容的精神風貌,30多年前的驚嘆尚未消失,三星堆又有新的驚喜。2021年3月20日,“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工作進展會在成都召開,通報三星堆遺址重要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新一輪三星堆考古發現六個新的器物坑,出土文物500余件,包括目前國內最大的大口尊、國內同時期最大的金面具、國內唯一科學考古發掘出土的圓口方體銅尊、器型獨特的頂尊跪坐人像。其中,三、四號坑中3000多年前疑似絲綢痕跡的發現尤為重要,如果經檢測確為絲綢,意味著早在公元前1000多年前古蜀人便已開始使用絲綢,可為南方絲綢之路最早開辟于先秦時期提供可靠物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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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堆四號坑出土的疑似絲綢制品的殘留物(圖片來源:新華社)

              長期以來,學界關于古代巴蜀文化的研究,或集中于對巴蜀文化的形成、發展演變歷史以及文化特征的考察,或對巴蜀地區考古器物、特定階段的文化進行研究,或對巴蜀地區的某一作家及其作品進行研究。盡管目前已有眾多學者認為巴蜀文化吸收了外來文化的特點,但多是從三星堆考古發掘與外來文明談起,而專門探討古代巴蜀與南亞之間文化交融的研究尚不多。拙著《古代巴蜀與南亞的文化互動和融合》2020年12月在中華書局出版,恰趕在新一輪三星堆考古發現公布前夕,不是為了搶熱點,實因筆者多年來興趣所在。我在該書中使用了包括出土考古資料在內的大量文獻資料,將古代巴蜀文明置于整個歐亞大陸板塊文明體系之中,較為系統地研究了古代巴蜀與南亞的文明交流過往。試借此機會向讀者諸君介紹一二,并就教于方家。

              學術界通常將古代從四川經云南出域外,至東南亞、緬甸、印度、阿富汗、中亞、西亞及歐洲地中海地區的國際交通線稱為“南方絲綢之路”或“西南絲綢之路”。巴蜀從來不是一個封閉的地域,《史記》所記“蜀身毒道”存在的時間并非停留于正史的文字記載,從考古實物以及邏輯推理可知,在張騫出使西域以前,便有這樣一條道路連接巴蜀與南亞、東南亞、中亞、西亞等域外地區。由于巴蜀地區一直以來沒有發現漢代以前的絲綢文物,故學界普遍以《史記·大宛列傳》所載張騫出使西域見到的蜀物為依據,而對先秦時期南方絲綢之路的情況仍持有懷疑,但此次三星堆出土的疑似絲綢的痕跡如果能得到確認,則將為先秦時期南方絲綢之路提供最為可靠的證據。

            “支那”(Cīna)語源問題曾受到學界廣泛關注。最早記錄“支那”名號為印度古文獻《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和《政事論》之“Cīna”,皆指稱中國。隨著佛教的傳播和佛經的翻譯,印度文獻之“Cīna”進入中、印譯經者視域,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研究歷史。漢譯佛經音譯“Cīna”為“支那”,亦有“震旦”“振旦”“真丹”“真旦”“至那”“脂那”“振那”等異譯。此外,“Cīna”還有“秦”“漢”“晉”以及“思維發達”等意譯。此為中西交通史家探討之熱點,千百年來,古今中外學者對“支那”的語源分歧令人嘆為觀止,計有“秦”“漢”“瓷器”“日南”“滇”“羌”“絲國”“荊”“成都”“齊”“姬”“苗語”“傣語”“長安”“晉”等異說,林林總總,爭論不休,莫衷一是。段渝(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四川師范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曾通過音韻學的知識,考察文獻,認為“支那”(Cīna)的語源為成都?!爸恰保–īna)本是梵文語詞,最早記載于西元前4世紀古印度孔雀王朝大臣Kautīlya的《政事論》。目前多數學者認同梵文“Cīna”之詞根“Cī”與“絲”為同源,因此“Cīna”即是產絲之地。如果能證明古蜀蠶桑業歷史甚早,且蜀絲在古印度《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及《政事論》成書時代即已通過南方絲綢之路遠銷印度,那么“支那”為成都一說則更加可靠。古蜀蠶桑養殖業歷史悠久,無論是文獻記載,還是民俗神話,亦或是考古文物,皆將其歷史推及先秦乃至更早時期。

              揚雄《蜀王本紀》記載古蜀國先王名“蠶叢”,而任乃強《蠶叢考》認為“蠶叢”即“蠶簇”?!靶Q簇”即聚蠶飼養之法,是原始人類的一大發明?!墩f文》即謂“蜀,葵中蠶也”,“蜀”之本意即為“蠶”。野蠶性不群聚,故“蜀”亦引申為“獨”(獨)。后世人工改良蠶種,則新造“蠶”字以相區別。故早在蠶叢氏之甚古年代,即已發明了蠶桑技術,改良獨居之野蠶,使之叢聚而生,故曰“蠶叢氏”。岷江河谷地帶至今猶多野蠶,此其證也。另,養蠶為古蜀先民所創,《史記·五帝本紀》云:“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為嫘祖?!睔v史學家大多認同“西陵”在蜀西之境,嫘祖即蠶桑之祖。羅泌《路史》曰:“黃帝……元妃西陵氏曰儽祖……以其始蠶,故又祀先蠶?!闭J為此“西陵”為隴西川甘岷山一帶,正與蠶叢氏所居之地吻合,桑蠶養殖業發源于岷江流域于史有征。此外,五代前蜀馮鑒《續事始·蜀蠶市》條引《仙傳拾遺》曰:“蠶叢氏自立,王蜀,教人蠶桑,作金蠶數千頭,每歲之首,出金頭蠶以給民一,蠶民所養之蠶必繁孳。罷即歸蠶于王,巡境內所止之處,民則成市,蜀人因其遺事,每年春置蠶市也?!惫攀裰让褡犯葑?,認發明了家蠶養殖的蠶叢氏為氏族部落之先,即以蠶叢氏為古蜀文化始祖,這個氏族靠飼養家蠶而聲名遠播,聞名于世。

              蜀地一直存在與蠶桑有關的神話傳說,《蜀圖經》記有蜀女化蠶為蠶之始,是為蠶女馬頭娘,蜀地至今仍有奉祀。蜀地蠶農至今猶祀青衣神,此神即為教民養蠶之蠶叢氏。此外,四川大涼山地區有一支“布良米”藏族,“布良米”意為吃蠶蟲的人,吃蛹之外,他們亦抽絲織綢;甘洛藏族有稱“耳蘇”者,同樣以吃蛹為主,另外亦打線織綢,此一地區之藏族與“蠶叢氏”皆為氐羌別支,此當為遠古“蠶叢氏”部落流風之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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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洛縣藏族耳蘇人(左);馬頭娘畫像(右)

              三星堆考古出土的金虎形飾,為彎曲的蠶體,兼具虎與蠶之特征,而那件青銅龍虎尊的虎首也兼具虎與蠶的特征,另外,三星堆出土的青銅造像群所展現的華麗衣裳,也足以說明商代蜀地絲綢業的發達。此外,1965年成都市百花潭中學十號墓出土一件帶采桑紋飾的戰國銅壺,畫面桑株排列有序,15名采桑女分工協作,已是采桑養蠶的真實生活寫照。另外,近期三星堆出土的3000多年前疑似絲綢的痕跡若能得到確證的話,那么巴蜀蠶桑養殖業的悠久歷史則可以再次得到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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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堆出土文物:金虎形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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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堆出土文物:青銅龍虎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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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堆出土文物。左為青銅龍虎尊,右為青銅造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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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國銅壺

              考古學家曾于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爾附近發掘亞歷山大城(約建成于西元前4世紀)時發現許多中國絲綢。有學者即認為亞歷山大城出土絲綢有可能是從成都平原經滇緬道(南方絲綢之路)運至印巴次大陸,再輾轉傳至中亞。據《華陽國志》所載,約西元前400年前后,開明九世移都“成都”,中原正為戰國時期,與古印度成書于西元前4世紀的《摩訶婆羅多》和西元前3世紀的《政事論》所記“Cīna”時代也正契合。那么彼時的“成都”極可能因盛產蠶絲而聲名遠播,通過南方絲綢之路向南傳播至印度而凝固為印度古文獻所記之“Cī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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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歷山大城出土的中國絲綢

              在這條先秦便已暢通的南方絲綢之路上,蜀地絲綢一路南銷至南亞、乃至中亞地區的歷史印跡即清晰可見。地域間交流互動的愿景是無可阻擋的,蜀地絲綢的外傳,表明古蜀人不僅具有與域外文明互融互通的愿望,而且有付諸實際行動的方法和路徑?!叭嵌堰z址”“金沙遺址”還出土大量海貝、象牙制品,學界普遍認為這些遺物并非土產,而是來自南亞地區。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的廣袤土地上,在古老的“滇越”之地,繁盛的象群催生著象牙產業的繁榮,象牙及其制品沿著南方絲綢之路的山水橋梁經過商販的肩膀和馬匹一路輾轉向西北販運至富庶的成都平原,作為珍貴祭品瘞埋于泥土之下。此外,中國西南地區特別是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古蜀文化區域,近年考古遺址多有海貝出土,一枚輕靈的海貝足以洞隱燭微,牽動考古學者和歷史愛好者的無限遐想和各種猜測。拭去千年封存的塵埃,經過打磨雕琢的精致海貝依然熠熠生輝,閃耀著那段神秘的過往。一枚海貝或許可以打破地域的阻隔,將中國西南與遙遠的印度洋聯結成一地域整體。沉睡在三星堆遺址坑和四川其他地區遺址和墓葬中的海貝與云南地區以及印度哈拉帕文化遺跡中出土的海貝材質相同、形制一致,這些海貝主要是用于貿易結算的貨幣,無疑是古籍所載之貝幣。這些貝幣不是巴蜀以及云南地區的土產,深海白色海貝,通過古“蜀身毒道”,從印度洋北部地區特別是孟加拉灣和阿拉伯海之間的沿海地區引入而來。成都平原考古遺址中的貝幣正是印度洋地區南亞諸國與巴蜀對外經貿交流的國際流通貨幣實證。歷史再一次證明古代巴蜀再也不是想象的封閉內文化圈,一個開放的、積極與外界交流的古國形象已展現于世。

              古代巴蜀與南亞的文化交流與互動,既包括“形而下”的物質文化,又包括“形而上”的精神文化。巴蜀的絲綢、邛杖、茶葉、井鹽等本土物產向南傳播到南亞地區,而南亞的茉莉、象牙、海貝、琥珀等也以別樣的魅力傳入巴蜀地區,兩地在你來我往的物產貿易中加強聯系,促進彼此物質文化的豐富和提升。早期佛教通過南方絲綢之路積極主動傳播至巴蜀,影響巴蜀先民的價值理念和內心信仰,產生于巴蜀的道教廣泛吸收佛教的理論和教規教儀,逐漸凝煉成特色鮮明的本土宗教,成熟的道教又向南傳播回流,融合凝固為印度密宗,一來一往,見證文化傳播超越時空的無窮魅力。古代巴蜀與南亞在語言文學藝術上亦有隱秘淵源,巴山蜀水孕育出的詩人李白的詩作中常出現與佛教有關的意象,而巴蜀地區古老彝文似也與印度婆羅米文字有一定淵源。

              物質貿易向來被認為是古代不同地域文明相互交流融合的主要載體,在正史記載中,邛竹杖是古代巴蜀乃至古代中國與域外物質交流的最早載體?!妒酚洝の髂弦牧袀鳌份d:“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早在張騫之前,蜀布與邛竹杖即成為巴蜀文化溝通域外的重要歷史信物。張騫的報告雖然簡略,但卻見證了人類早期不同區域之間物質貿易交流的真實歷史場景,因而成為上古巴蜀與外界交流互動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通過對大量文獻材料的梳理,我們推斷邛竹杖原產地為川西邛崍山脈,而此一地區至今尚多邛竹杖工藝產業。邛竹杖是綿延幾千年而不絕的蜀地特產,在張騫以前的遙遠時代即通過橫斷山脈的千溝萬壑,搭載著商旅的貨物源源不斷地流向印緬地區,越過印度河和恒河,到達大夏國,融入中亞人的生活,成為蜀地與南亞、中亞物質交流的重要歷史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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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邛竹杖

             茉莉自西漢初年進入中國典籍,旋即受寵于文人學士和普通民眾,成為香花魁首,其倩姿靚影常在文人歌賦中飄然而過。茉莉初入中土,文獻典籍有“末利”“抹厲”“抹利”“沒利”“末麗”等同音異形不同記寫,此正是外來語詞初譯時期漢字記音之特性。此外,文獻尚有“素馨”“耶悉茗”等記載。翻檢中外文獻,域外“耶悉茗”為種屬意義之總稱,五代南漢以后華化意譯“耶悉茗”為“素馨”,后“素馨”與茉莉名稱所指,各有所職,花尖瓣細瘦者為“素馨”,花圓瓣者為茉莉。茉莉原產印度,經過數千年的傳播,茉莉已移植于東南亞諸國及中國廣大區域,越南、柬埔寨地區的茉莉正是通過南方絲綢之路輾轉傳入巴蜀。巴蜀地區氣候溫潤、夏季炎熱多雨,其地理環境適宜茉莉生長繁殖。茉莉在巴山蜀水的沃土間扎根繁衍,以其獨特的花香與茶不經意間相遇,一經融合,并留存于巴蜀茶客的味蕾深處,成為再也揮之不去的幽幽茶香記憶。一朵純色不染纖塵的茉莉翻越千山萬水,跨峽谷,穿平原,最后根植于巴蜀土壤,開出潔白芬芳的花朵,茉莉花以其素雅與芬芳邂逅巴蜀綠茶,成為巴蜀地區花茶之冠,留香唇齒,最為飲茶者鐘情。同時,巴蜀地區的茶飲風俗亦隨著人口的流動和邊境貿易的展開而向南傳播,經過滇緬,到達印度。巴蜀茶葉南傳,既帶動沿線地區茶葉的種植與貿易,又促使當地產生與茶有關的種種文化和風俗。在緬甸,當地有將生茶腌制成酸味制品,并加入輔料以佐餐的吃茶習俗,此一古風,正與張輯《廣雅》所載巴蜀食茶古俗相合。今日巴蜀已很難再見這種食茶之俗,但這種古老風俗一經傳播,即與當地民俗相融合,保存在居民的飲食習慣之中。在印度,其東北阿薩姆地區早前借鑒了來自中國的茶葉種植技藝,培育出名噪一時的印度紅茶,當地居民亦產生了濃厚的茶飲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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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茉莉花茶

              秦滅巴蜀后,西元前311年,蜀守張若主持修筑成都城,營建宮舍,設置鹽官并負責鹽稅,鹽鐵業遂在成都地區廣泛開展且為中央政權所???。由鹽鐵業而來的食鹽生產開發在巴蜀亦甚為久遠,有文獻記載的確信歷史即可上溯至戰國時期。成都雙流地區開鑿的廣都鹽井,不但是巴蜀地區井鹽生產有文字記載的最早記錄,也是中國井鹽生產有文字記載的最早序篇。巴蜀鹽業自古迄今從未衰歇,富順歷來即為鹽業重鎮,因鹽置治,富順鹽場生產的上乘井鹽,一路向南,經宜賓,抵川滇邊鎮鹽津、鹽源,經西昌向南經鹽道、鹽源、鹽津、鹽塘、鹽邊、鹽興、鹽豐等驛站,過昭通,再南下昆明,穿越山水,流通至南亞、西亞。鹽商懷揣“富順縣”官方流通貨幣銀錠,一路輾轉銷賣,將巴蜀井鹽實物以及產鹽先進技術帶到域外。巴蜀滇黔利用先天的自然環境和豐富的鹽鹵礦藏資源,廣開井鹽之業,從而形成一條人類生活必需品——食鹽產業貿易通道,這條通道又促進南方絲綢之路上其他商品貿易的往來交流。從某種意義上說,南方絲綢之路的開辟和貫通,與巴蜀川滇地區與緬甸、印度等地的食鹽貿易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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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瓦倫西亞史前博物館“富順縣”字樣銀錠

              中國將“琥珀”納入珍玩視野或要晚于歐洲,但也為時甚早。先秦文獻鮮見“琥珀”,秦漢以后多有記載,中古時期琥珀制品作為奇珍異物為達官顯貴所追捧,因而漢晉墓葬常有琥珀出土。西漢初年陸賈《新語》最早以譯音記載“琥珀”。受漢代讖緯之學及方士方術思想之影響,成書于兩漢之際的《神農本草經》遂以意化可解“虎魄”代替“琥珀”,由是附會出“虎死,精魄入地化為石”等各種本土民間文化期許。由譯音無義“琥珀”而譯意特稱“虎魄”,尚有“虎珀”中間語言變體的長期存在。隨魏晉六朝引入域外“琥珀”特別是“蟲珀”風尚日熾,加之其時道教學者對“琥珀”成因、品種的深入研究,人們對“琥珀”的認識不斷修正,并凝固為《隋書》泛稱“獸魄”。此外,揆諸文獻,“育沛”“遺玉”“頓牟”“江珠”原本皆非“琥珀”別稱?!扮辍币辉~的書寫流變,反映出中華民族吸收融合外來文化所發生的文化互動直至本土化的變異歷程。綜合考察川、渝、滇、黔地區漢魏六朝以前墓葬出土的琥珀制品,其形制多具域外風格,種種證據表明,此一時期西南地區出土的琥珀制品,除部分制作于本土外,絕大部分從周邊地區或域外引入,傳入的路線即是當時西南地區與周邊及外域商貿往來的南方絲綢之路東、西兩線,而緬、印琥珀產地即為西南出土琥珀的重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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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堆遺址一號坑出土的琥珀墜飾

              由物質交流而打開的商貿道路,為古代巴蜀與南亞在精神文化領域的互融提供途徑。源于印度的佛教與產生于巴蜀的道教曾在來往碰撞間產生了宗教信仰的融合。早期佛教經南方絲綢之路傳至巴蜀的史實皆清晰可尋,20世紀40年代后,大量早期佛教遺物在巴蜀出土,其數量居全國之首。早期佛教傳播至峨眉地區后,峨眉山即成為重要驛站,或此一佛教支系所宣揚者重在法藏比丘阿彌陀佛Amitābha,佛教徒即稱此山為“Ami”山。伴隨秦漢政權擴張至蜀,除人口、經濟的融合外,漢字文化也逐漸在蜀地生根發芽,其一旦傳播并浸入蜀地,很多蜀語即以音譯形式為漢字所記錄。揚雄即是將“Ami”之音以“峨眉”之形記錄于《蜀都賦》的第一本土文士?!岸朊肌闭饺谌胫腥A漢字文化系統前,漢字語庫的構件僅有“我、眉”,“峨”最早出現于司馬相如辭賦即為證明。當“Ami”語音進入漢字系統后,語音所對應義項即會逐漸漢化,使用者隨即另造新字與之對應,新造漢字,往往即為形聲字。從“我眉”到“峨嵋”,添加義符,從而構成新的形聲字。在借用漢字標識音譯的初始階段,漢字記寫隨意性大,“峨嵋”“峨眉”“我嵋”“峩眉”“涐湄”與“涐眉”皆是其例。一旦音譯漢字定型之后,隨即便會對其作文化附會闡釋,“螓首蛾眉”恰可作為“峨眉”的歷史典籍文獻支撐,于是便有任豫《益州記》和酈道元《水經注》“兩山相對如蛾眉”的文化溯源附會,有此望文生義,“蛾眉”“娥眉”之名隨即產生。由歷史文獻和峨眉周邊大量早期佛教考古遺跡的旁引曲證,早期佛教通過南方絲綢之路一路北上,穿越千山萬水、溝壑津橋,直入巴蜀大地,與“峨眉”相遇,遂烙下早期佛教流播的隱微痕跡。此外,早期佛教自南方絲綢之路傳播至巴蜀腹地,與巴蜀奇山異水相遇,旋即凝固并根植于民眾心理,慢慢浸染民眾信仰并產生深遠影響。中國本土的精神文化和民俗習慣,十分迅速地將佛教的教儀教規嫁接于自己的意識之中,旋即產生中國本土的宗教信仰道教。道教產生于巴蜀的時間甚早甚古,初創早期的道教即傳播流動至云南西南地區,繼而過巍山,經騰沖,到達印度密支那地區,鉤稽考核歷史文獻,道教流播至印度的路線清晰可察。生根西蜀山水,并流衍壯大于巴蜀大地的道教通過官員任職、官辦學校、領土擴展、漢族移民、宗教人士、對外貿易、少數民族以及外國朝貢使團等多種途徑沿南方絲綢之路一路南傳,途經云貴、廣西,再抵南亞、東南亞地區,旋即在中南半島越南地區和印度阿薩姆地區植根于當地本土文化,與本土風俗文化激蕩、融合、嫁接,衍化出新的宗教信仰,印度密宗即其奇花異果。中印歷史文獻貝連珠貫,環環相扣,無不揭示印度密宗之教義及修持方法深受道教文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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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彭山第166號崖墓出土的搖錢樹座佛像

              甚至在語言文學藝術方面,巴蜀與南亞地區亦有著千絲萬縷的淵源。直至19世紀末,彝文才進入學界的研究視野,1930年丁文江將彝文“羊皮書”帶出大山,隨后彝文研究不斷深入。四川西南涼山地區為彝族聚居地,彝族所使用彝文出人意表與相隔遙遠的印度發生關聯。1873年,“印度河文字”驚現于世,該文字直接孕育產生西元前7世紀廣泛使用的“婆羅米文字”,阿育王時期印度—雅利安石刻(前3世紀)為最早的實物證據。梵文曾用多種“婆羅米”字母拼寫,理論上凡是屬“婆羅米”系列字母的文字皆可稱為梵字?!捌帕_米文字”后又演化為佉盧文字、笈多字體、悉曇字體、天城體梵文等多種文字。關于“婆羅米文字”的來源,曾引起中外學界持續關注,有學者認為其來源于美索不達米亞的古阿拉米文字。但是,中外更多學者特別是深諳彝文的學者認為“婆羅米音節文字”與生活在川、滇、黔地區的彝族古老音節文字有諸多內在關聯,且彝族先民與巴蜀文化又有著千絲萬縷的緊密關聯。更可振奮者,近年,有歷史考古學者探索出三星堆文化中亦隱藏有諸多與彝族文化相同的基因密碼。此一問題或可為我們再次提供巴蜀文化與南亞地區綿亙久遠的文化互動與融合歷史,不同于中原語言文字的巴蜀“左言”融合彝族音節文字,輾轉與遙遠的南亞古老“婆羅米音節文字”發生著令人驚嘆的時空源流牽連。

              巴蜀文學與域外的關聯歷來少有人問津。文翁化蜀后,巴蜀文學自漢代正式匯入中原,在司馬相如、揚雄、王褒等人的創作下,蜀人辭賦儼然成為中國地域文學之一大宗,但是,漢代巴蜀作家還少有自覺以大量域外文化特別是南亞文化來渲染其作的。魏晉六朝中華文化重心由黃河流域轉向江南,巴蜀文學進入幾百年式微階段。大唐甫一建立,巴蜀文士即展露出類拔萃的才華,陳子昂慷慨任俠的個性使其成為初唐詩文革新舉旗抗旌之先驅。進入盛唐,巴蜀山水毓養出中國詩壇上又一天縱之才李白。有趣的是,李白號“青蓮居士”,完全是他崇尚佛教以及熟讀《維摩詰經》的自我身份認同。由《維摩詰經》所塑造的“青蓮”意象,為六朝隋唐文士所尊奉,特別是唐時王維、李白和白居易,皆對《維摩詰經》推崇備至。李白以《維摩詰經》之“青蓮”自號,一為推尊王維,一為尊崇佛典,一為向往“維摩詰”之生活模式?!扒嗌彙敝疂崈舳U靜意象正與李白內心鄙棄塵俗、傲視權貴的個性相一致?!扒嗌従邮俊币詽庵氐姆鸾躺氏蛭覀兘沂纠畎椎姆鸾糖榻Y。佛教圣物蓮花自天竺傳入,跨越千山萬水,竟在四川與李白結下不解之緣,不得不令人驚嘆文化穿越時空的魔力。細細玩味李白詩歌中大量存在的印度文化意象,或可認為,李白是中印文化在文學上的偉大結晶,他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天才詩篇再一次呈現巴蜀文化與印度文化的珠聯璧合。巴山蜀水毓養的天才詩人,在蜀地佛風熾盛的山水間,蘊涵著佛教純凈清潔的佛理,積淀成李白高蹈塵外的個性精神。在文學領域,巴蜀詩仙再一次與印度發生著時空牽連。

              文明在發展的長河中,總是一邊永不停歇地向前奔走,一邊與其他文明發生碰撞和融匯,唯有如此,才能豐富自身的內涵,永葆生命活力。古代巴蜀與南亞的文明在交流中碰撞,在碰撞中交融,它們各自以開放包容的心態接納來自另一地區的文明形態,在促成自身文明新發展的同時,也為當今世界的文明交流提供重要啟示。文物無言,歷史無聲,古代巴蜀與南亞之間那段長達幾千年的交往歷史若能勾起今人穿越歷史時空的無限遐想,進而引起更多的關注討論,亦為本文所樂見。巴蜀這個地域,過去曾有著“蠻荒”“閉塞”“偏遠”的印象,但眾多歷史古址的發掘卻為我們展現了一個光輝璀璨的文明古國形象,它與域外的交流早在三千多年前便已密切。僅與南亞地區的交往來看,古代巴蜀與南亞不僅在物產上互通有無,在宗教信仰上碰撞融合,甚至在語言文學藝術上也有不可盡說的牽連淵源。兩大地域空間不同文化因子間互相激蕩、相互借鑒甚至回流影響,共同塑造文化形態的生成與互融。兩地既有廣泛而深沉的交往歷史,放眼未來,兩大區域也會吸取經驗,加強聯系,友好往來,共同促進南方絲綢之路的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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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四川師范大學國際教育學院   
        个人写真艺术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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